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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别夸大中国城市的“无奈”

发布时间: 2017-10-22 07:59:45  |  来源: 环球时报  |  作者: 吕德文  |  责任编辑: 陈山

吕德文:别夸大中国城市的“无奈”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日刊登系列文章“北京的无奈”,文章试图通过放大北京城市管理中的个别难题,挖掘这座城市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所存在的包容性问题。

事实上,最近几年,为应对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适时对城市定位作重新规划,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落实。比如,北京将较为低端的工业、服务业等非首都功能转移,并加大了对城市内一些非正规经济的治理整顿力度,连带将相当一部分低端劳动力迁出了城市。这客观上也带来一个问题: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还有2亿至3亿规模的人口需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人口城市化的门槛看似不降反升,中国城市包容性发展路在何方?

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中。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差不多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对农民而言,“进城”意味着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哪怕是在城乡一体化已初见成效的今天,城市生活总体上吸引着多数国人,乃至于最底层的民众也将城市视作家庭希望之所在。中国这么大的城市化规模,城市生活仍然保留着相当吸引力,说明城市发展总体上是健康、包容的。

但今日中国的城市化也驶入了十字路口:是让城市更具包容性,还是提高城市化门槛?一方面,体制上的城乡分割已基本上不存在,只要有条件、有动力,哪怕是最底层的农民也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另一方面,“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中心城市的活力。如何让希望进城的人口顺利进城,让已经进城的市民生活得更加舒适,不是一个理念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城市包容性考验着市政当局的智慧。在笔者看来,不能说中国城市治理已经尽善尽美,但每一个城市都在努力实现包容性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笔者生活的城市武汉,每到天寒地冻之时,民政部门都要派工作人员寻遍城市角落,主动救助流浪人员。让每一个城市居民都可以有生存之道,也是每一个城市都在践行的理念。为此,某些市政部门也作出了牺牲。将城中村比作“贫民窟”的学者甚多,但在实践经验上,这两者有可比性吗?域外国家的“贫民窟”有这么好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尤其是社会治安)吗?“贫民窟”里的“贫民”有居住在城中村的“蚁族”努力、充满希望吗?

客观看待中国城市治理实践,便会发现中国城市之所以充满吸引力,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有为政府。实践远比理念复杂,中国城市化速度世所罕见,却未带来社会动荡,城市安全且充满朝气,已经在挑战“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这个著名的亨廷顿悖论。

在笔者看来,包容性发展仍是今日中国城市化的主导特征。中国城市体系存在“差序格局”,“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之间,既存在高低秩序,其资源集聚能力、城市活力等依次递减;但也存在分工合作关系,是平等的功能互补关系。就城市生活舒适度而言,小城镇也不亚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而北京、上海之所以要花大力气严格控制人口,恰恰是因为其城市生活舒适度下降。像笔者生活的武汉以国家中心城市定位,就未曾有过类似动作。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更有积极性来吸引农村人口。

从中国农民渐进性、阶梯性“进城”特征看,也反向说明中国城市化优势。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家庭实行“半耕半工”“一家两制”,年轻人在城市奋斗,老人和小孩在农村完成家庭再生产;家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有条件逐步进城。年轻人即便在城里买房,如无法承担全部家庭成员的城市化,也仍会实行保留“一家两制”的状况。并且,农民可以根据家庭条件,选择最合适的城市化方式。条件不成熟时,就在县城和小城镇买房,实行就地城镇化;条件允许,就到大中城市安家落户。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城市都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合适的城市定位。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依据其城市定位客观上提高了城市化门槛,并不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不妨碍中国城市的包容性发展。(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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