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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法律家与中国司法新传统

发布时间: 2017-01-06 10:42:56  |  来源: 人民法院报  |  作者: 江照信  |  责任编辑: 杨展飞

新年伊始,人们或许仍在从各自的角度思考过去一年的得失。就《近代法律家》这一栏目而言,若读者诸君并没有因阅读而产生任何或得或失的感觉,则意味着编辑、作者的辛苦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了。若有人阅读过去一年12篇稿件中任何的部分,因而产生对这一主题的好奇心,并借以思考我们当下所遇到的问题,或者继而去思考未来司法改革可以从阅读中获得助益,那么,我们这个栏目创办的目的就可以认为是初步圆满实现了。为了让我们既有的读者以及未来可能的读者更加明确了解这个栏目创办的意义,我从两个方面来作出阐述,即如何从整体上认识“近代”法律史,以及由“近代法律家”所创生的中国司法新传统。

首先,中国“近代”法律史作为中国现代法律的形成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相应地,法律史是以人物而不仅仅以制度与文本为中心,其中处于不同历史情境的人物养成一系列的问题意识,并付诸于思想与运动,才可以形成法律的进程。看待“近代”法律史尤其应当以人物为中心。因此,我们理解近代司法应当偏重其历史的情境、整体性与连续性。我们阅读近代法律史不可纯以时间为界限划分司法进程的时段,相反,我们应该尝试以人物为中心思考司法的发展进程,并阐释其中的意义。

事实上,清末十年(1902年—1911年)修律史,与民国近四十年变法史(1912年—1949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进路,约略言之,即存在着“中外一律”与“古今求同”的基本理念与境界差异。中外一律为表,古今求同为里,一表一里才是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法律史的整体特征。由人物看传统与当下,理解变迁与转型便会有一个可靠的历史视角。“近代法律家”栏目创办之由来即是首先基于这种法律史的观念,栏目作者细致的考证与解释也正是为了支持这一理念。

其次,从去年的篇章中,读者诸君已经看到由沈家本到蔡枢衡,近代法律家不仅仅在于中国法律转型过程中承担着立法者或者法官的角色,他们在政治与社会中实际承担着多元的角色。近代法律家的这种多重角色与视角,无疑会促使法制转型中的知识流动与制度创新,最终会有利于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建构。近代法律家的超卓品质相应令近代司法,无论在制度创新还是在制度实践方面,都表现出可供后人镜鉴的智慧、成就与品格。中国司法新传统由是而始,终始端赖于人物。

我们都知道,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是清末连续发生的历史事件。在对法律的影响方面而言,清末后两次运动,并非辛亥革命取代立宪运动,而是辛亥革命促使立宪运动进入司法界,从而奠定民国法律发展进程。进入民国,辛亥革命退出司法,而立宪运动在清末修律完成之后,力量保全在司法界并推动民初变法。大致而言,民初二十年,司法史表现为由立宪运动主导的变法历程。辛亥革命对于民国法律进程能够具有持续的影响,只是在三十年代进入居正司法时期后才是可能的。

中国近代法律转型中的司法进程有了可以理解的三个阶段:清末修律(以沈家本为中心)、民初变法(以梁启超为领袖)、法律民族化运动(以居正为核心人物)。因此,修律、立宪、革命成为了中国司法新传统产生的推动力,修律人物、立宪人物与革命人物分别为司法新传统的形成带来活力。《近代法律家》栏目此后将继续致力于发现司法新传统的活力所在,并促进民众对于近代法律家的认知,由此继续思考当下与历史的联系,最终并有助于中国法治变革的未来。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江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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